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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經管學院l00084)
由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主辦、清華大學中國工商管理案例中心承辦的2009年會計理論專題學術研討會于2009年5月16一l7日在北大博雅國際會議中心成功召開。會議共收到應征論文31篇，來自國內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機構的專家學者近60人參加了會議。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廈門大學會計發展研究中心主
會議評選出趙瑩、郭有的《財務報告信息的穩健性、盈余漂移與市場效率》為會議最佳論文，薛爽、徐浩萍和施海娜的《公允價值的運用與應計利潤功能一一基于中國新舊會計準則比較的研究》和徐華新、王少飛和孫錚的《企業過度投資與會計穩健性》為會議優秀論文，并由中國會計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一、公允價值：金融危機下的理論思考
公允價值作為一種計量屬性，與歷史成本相對應。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公允價值計量觀念逐步引入會計，并于90年代開始在美國等匡家會計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中得到廣泛的運用。但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人們前所未有地重視作為經濟決策重要依據的會計信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備受指責的同時受到了挑戰。
首先，部分學者從規范的角度探討了公允價值的內涵以及在目前會計準則體系中所面臨的問題。蓋地和梁淑紅認為，公允價值的價值內涵是一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價格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講的交換價值，由人們的效用價值來決定。金融危機之時，人們對建立在短期市場均衡理論之上的市場價格公允價值計量提出質疑，企圖通過修訂對活躍市場的定義來完善公允價值的市場價格計量模式，但是在實現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可靠性苦苦追求的同時卻不斷地背離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公允價值的實現過程是一種理想會計追求的悖論。任世馳和陳炳輝也指出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當前會計準則體系下運用的沖突，他們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計量問題而正式提出的，但其產生的真正根源是物價變動對會計計量的持續沖擊。公允價值會計的核心是按照各個報告時點上的現行市價調整賬面記錄，通過動態反映使賬面價值與真實價值始終保持一致，目標是追求真正意義上的真實反映，是“會計的重心是計量”的回歸。它與按“目標導向”的路徑構建的當代會計理論在會計本質(信息系統)、會計目標(決策有用)、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相關和可靠)等各個方面是全方位沖突、矛盾的。構建于信息系統論和歷史成本原則之上的當代會計理論，本身是一個混亂、矛盾的體系，與公允價值會計著眼于真實反映的思想格格不入。公允價值會計的出現是對傳統會計理論的顛覆，因此必須系統反思和重構當代會計理論。
其次，當公允價值會計因金融危機而備受指責時，也有很多學者發表了不同的見解。李潔慧認為，公允值計量對金融危機只是起到一個放大的作用，而并非金融危機的根源。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公司治理的失敗，過度的短期化行為以及金融機構內部和管理層與股東之間問責制缺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公允價值不僅是計量金融工具的唯一可行方法，更提高了財務報告的信息含量，應完善基于金融穩定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發揮會計的風險揭示功能，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蓋地和杜靜然則認為，不確定環境是公允價值產生的客觀條件，完全信息理論是公允價值發展的理論基礎，并不是公允價值本身存在問題導致其對美國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而是對公允價值的估價不準確引起了金融機構等各方對形勢產生了誤判。因此，對公允價值會計來說，金融危機為其完善帶來機遇。李玉菊也認為不應當否定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當在堅持公允價值應用前提下，充分兼顧會計穩健性。她認為公允價值應當反映資產或負債的真實價值，并提出在存在非理性因素的情況下，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可按其會計期間的平均市場價格確定；并且還認為應當將企業收益區分為可控收益和不可控收益，并將可控收益分為已實現收益和未實現收益，將已實現的可控收益作為利潤，將未實現的可控收益和不可控收益作為全面收益，并將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未實現的可控收益列入全面收益表。
再次，還有學者重點提出了金融危機背景下完善公允價值會計的建議和啟示。林建秀認為，對公允價值可靠性認識不足是基于可驗證性角度，針對的是公允價值計量的第三層次。由于所依賴的市場模型過于理想化，公允價值在多數情況下難以達到如實反映。公允價值更具相關性的判斷主要是建立在信息及時性的規范層面的推論，而在經驗領域，公允價值的相關性問題仍有待驗證。李芳針就我國學者對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存在的爭議和疑慮，利用會計理論和層次分析法(AHP)，對影響公允價值可靠性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建立了評價可靠性的模型，最后基于該模型提出了提高公允價值可靠性的想法和建議。畢茜和甘熠則認為，作為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基礎的市場價格，它有多樣的可比性，混淆、無視這些計量可比性的差異是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們根據市場價格共識形成理論，提出會計計量的新思路和方法，改進財務信息的披露，以適應資本市場的發展，提高財務報告的質量。趙鵬飛也認為，對公允價值波動的處理要兼顧穩健性原則，并完善披露制度，這樣有助于解決當今公允價值所面臨的挑戰。張嘉興和李吳則論述了這次金融危機的重要事件以及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危機的關系，分析了公允價值會計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要意義，最后提出了金融危機背景下風險管理對公允價值會計發展的啟示。
二、公允價值與經濟后果：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
我國于9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探索公允價值計量問題，并在1998年6月頒布的《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準則中首次引人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然而，由于公允價值獲取的可靠性、公允價值運用的可操作性，以及如何使公允價值融入到傳統的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嚴密而完整的會計準則體系之中，而又不對其造成太大的沖擊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公允價值計量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難以取得較大的進展(郭道揚，2006)。2001年1月財政部修改的《債務重組》準則和《非貨幣性交易》準則取消了公允價值的概念。直到
首先，部分學者討論了公允價值及新會計準則實施是否提高會計信息質量。胡旭微、楊雋萍和薛衛孝以我國A股市場2007年年報披露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研究發現，在我國A股市場中，公允價值計量具有增量的價值相關性，公允價值信息比歷史成本信息更具有信息含量。方軍雄以
其次，部分學者基于具體行業和具體科目討論了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后果。孫青霞和韓傳模以金融保險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檢驗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效果。他們對其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企業營業利潤的比例進行了統計分析，發現銀行業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占營業利潤的比例差異最小；保險業差異很大；證券期貨業差異最大。薛爽、徐浩萍和施海娜則通過考察我國新準則下應計利潤功能的變化來評價公允價值對會計盈余的影響。他們以2006年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新準則下各期經營性現金流對應計利潤的解釋能力顯著下降，應計利潤與上期現金流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以及與本期現金流之問的負相關關系都有所減弱，但與下期現金流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以及對之的預測能力顯著增強，對經濟收益的確認更加及時和充分。鑒于新準則對會計盈余、特別是應計利潤的系統性影響主要來自于公允價值的運用，這些證據表明實施公允價值能夠增強應計利潤確認經濟收益功能，但會削弱其降低現金流噪音功能。
三、盈余質量、盈余管理和盈余穩健性
盈余質量、盈余管理和盈余穩健性等一直是會計理論界的研究熱點。Basu(1997)認為，盈余穩健性是指財務報告中會計師要求盈余對確認好消息比壞消息有更高的可證實性程度的傾向，Watts(2003)則認為盈余穩健性是對會計利得和損失要求不同的可證實性，從而導致對凈資產的低估。部分學者認為，2006年新會計準則頒布的主要目標是實現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采納了資產負債觀的制定理念，擴大了公允價值的運用，弱化了穩健性原則的影響。那么，我國財務報告會計盈余是否具有穩健性特征?新會計準則的頒布特別是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穩健性有何影響?盈余質量、盈余管理和盈余穩健性存在怎樣的內在關系?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經驗檢驗。
首先，部分學者檢驗了我國財務報告盈余的穩健性特征以及新會計準則對報告盈余穩健性的影響。肖成民和呂長江認為，以往文獻主要使用財務年度(即公歷年度)盈余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由于財務年度盈余通常也是諸多契約的核心參數，很容易受上市公司利潤操縱行為的影響，因此相關研究無法有效分離利潤操縱行為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他們使用不同的方法對季度盈余進行匯總，得到財務年度盈余及其他三種受利潤操縱行為影響較弱的年度盈余。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年度盈余和其他三種年度盈余信息都表現出了穩健性特征。他們的經驗證據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報告盈余具有實質意義上的穩健性，利潤操縱行為不是造成會計盈余穩健性的根本原因。劉嫦和楊興全則以我國2004—2006年間非金融類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采取了Ball和Shivakumar(2005)的權責發生制模型檢驗了市場化進程、二權分離程度和會計穩健性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基本具備了穩健性特征，控股股東的二權分離程度對公司會計穩健性產生了影響，而且這一影響程度視控股股東的控制權程度和控股股東性質而不同，進一步研究發現市場化進程指數會對會計盈余的穩健性程度產生影響。張馨藝和朱松則實證考察了新會計準則頒布之后財務報告穩健性的變化。他們認為，新企業會計準則借鑒國際會計準則關于公允價值的計量體系，加入了更多不確定性計量屬性以及管理層判斷，對財務報告質量和會計信息可靠性產生較大影響。在新會計準則下會計信息能夠更加公允地反映企業價值，公允價值的運用會降低企業價值“低估”的程度，降低由于穩健性造成的估計誤差。他們的研究發現，全面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新會計準則在實施后，財務報告的穩健程度降低，而這種穩健性水平的下降并非盈余管理所致。
其次，部分學者探討了盈余穩健性、盈余管理和盈余質量之間的內在關系。經驗研究中，盈余管理程度、會計盈余的穩健性、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以及會計盈余的可預測性等指標通常被用作盈余質量的操作變量。邱月華和曲曉輝考察了2001年之后上市公司會計盈余所具有的穩健性特征究竟是代表較高盈余質量的真正的盈余穩健性，還是只是向下盈余管理行為所帶來的盈余穩健性的表象。研究發現，由于受“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為噪音的影響，2001年之后上市公司總體表現出的盈余穩健性特征并不是代表較高盈余質量的真正的盈余穩健性。研究結論表明，在我國ST制度等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為將影響對上市公司盈余穩健性結果的測定，單純以盈余穩健性的強弱作為衡量上市公司盈余質量高低的標準未必可行。毛新述則以l994—2007我國會計制度改革為研究背景，分析了盈余穩健性和盈余管理之間的內在關系和相互影響，并以此為基礎檢驗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執行質量。研究得出，扣除操控性應計利潤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穩健性同會計制度中穩健性原則的運用程度仍緊密相關。并且，強化穩健性原則和限制公允價值的運用顯著降低了公司高估盈余的水平，而弱化穩健性原則和擴大公允價值的運用，則導致了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顯著提高。總體而言，沒有證據表明盈余穩健性的提高導致了上市公司的大清洗行為。
再次，還有很多學者從其他角度對盈余穩健性進行了探討。王鵬、張俊瑞和趙麗榮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會計穩健性。穩健性作為一種解決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產生的代理問題的有效機制，有助于公司提高治理水平。而公司治理水平的差異也造成了對穩健性會計需求的不同。他們從因果關系的視角出發，對已有關于公司治理與會計穩健性關系研究文獻進行了梳理，發現現有研究的進度以及存在的局限性，能夠為未來會計穩健性同公司治理關系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方向。趙瑩、郭有則探討了財務報告信息、盈余漂移與市場效率的關系。他們的研究發現盈余漂移異象的盈余持續性假說并不成立，市場投資者沒有忽略而是高估未預期盈余持續性的信息。這很可能是由于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投資者的保守性心理偏差使然，導致投資者更加看重過去的會計信息，而“保守”看待當前的會計信息。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由于市場在短期內不能區分條件穩健性對未預期盈余持續性的影響，這降低了當前未預期盈余以及伴隨當前未預期盈余產生的信息不確定程度，減少了投資者的風險補償；而市場在長期內不能識別無條件穩健性對未預期盈余的直接影響，這加大了當前未預期盈余以及伴隨當前未預期盈余產生的信息不確定程度，增加了投資者的風險補償。他們的結論支持了盈余漂移異象的風險補償假說。夏冬林和朱松則試圖從會計信息穩健性角度解釋股權分置改革的市場反應，發現會計穩健性與股改實施復牌前后不同長度時間窗口的市場累計超額收益都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會計信息越穩健，累計超額收益越高，投資者財富增加越多。反之，會計信息越激進，市場反映越差。結果表明，會計穩健性有助于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會計報告越穩健，市場超額收益越高。徐華新、王少飛和孫錚則從會計信息有效契約觀角度，分析了企業過度投資對會計政策穩健性選擇的影響，結果表明，當企業面臨過度投資時，外部利益相關者會通過增加會計穩健性的需求提高公司治理效力，減少內部經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然而這種治理機制在國有企業卻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們還結合外部制度環境分析發現，在較差的外部制度環境中，通過剛性的約束機制實施治理的成本很高，當企業面臨過度投資時，穩健的會計就會作為一種有效的內部自我約束機制的隱性契約，成為替代外部治理機制的最優選擇。
四、未來展望
Ross L Watts在主題報告中重點指出，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計價方法使得原始抵押債券和次級證券的價值被高估，證券產品的復雜性和公允價值的因素為經理人員不斷發放低質量的抵押債券和證券以及滯后確認損失提供了可能，所以說公允價值在次債危機中起到了一種支持性作用。財務報告的初衷并不是用來公司估值，過大的操作空間會導致財務報告出現誤導，有效的報告準則應該能夠預期到管理層盈余管理動機的存在，財務報告的演進預示著穩健主義的進一步加強。Ball等(2005)也認為，及時確認損失的穩健性的應用能提高財務報表總體上的有用性，特別是在公司治理和債務協議方面。由此可見，如何充分地運用公允價值計量以增加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又有效地預防管理層用公允價值計量作為盈余管理的工具，在提高會計信息相關性的同時確保可驗證性以兼顧穩健性，最終改進會計信息質量以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這不但是我們所有會計理論工作者的期待，而且是我們不斷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