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9日下午2點整，青島市黃海飯店會議中心座無虛席，來自全國各地幾十所高校的專家、學者出席了中國會計學會2010年學術年會的閉幕式。在中國會計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會計系主任戴德明教授的主持下，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林文雄教授、廣東商學院的王華教授、英國卡迪夫大學的Mahmoud Ezzamel教授和上海財經大學的李增泉教授先后做了四場精彩的學術報告。
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林文雄教授以《績效評價與報酬激勵：中國與西方企業比較》為題對績效評價與報酬激勵進行了國際比較。報告首先針對前人研究中提出的三種學說，即中國企業報酬激勵制度與美國企業大致相同、中國企業報酬激勵制度與荷蘭企業大致相同、中國企業報酬激勵制度與美國和荷蘭大不相同等問題進行了回顧和評論，并引出進一步需要研究的問題：中國企業報酬激勵制度與美國和荷蘭企業之相同和相異點在那里？造成差異的原因是什么？該差異是否和國家文化或企業規模或所在地有關？針對上述問題，林教授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對汽車專賣行的業績狀況和經理薪酬情況等進行了詳細考察。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汽車專賣行的獎金激勵制度和美國的制度比較相似，但和荷蘭制度卻不相同；美國企業獎金較多公式化，中國企業獎金較多隨意性；在中國和美國企業中，獎金的發放提高了經理們對薪酬的滿意度，荷蘭企業卻相反；荷蘭文化中男性化較低，所得稅率較高，因而獎金滿意度不高；中國文化尊重權威，所得稅率低，因而隨意性獎金比較高。因此，林教授指出獎金制度應該適合各國的文化而進行不同的設計。
廣東商學院院長王華教授作了題為《后金融危機時代財務會計功能的定位》的報告。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會計準則的制訂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會計準則問題已然超越會計專業領域而成為具有公眾受托責任和政府背景的宏觀重點工作和核心問題。然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準則的制定、修進和執行方向和路徑的確定有賴于對財務會計本質功能的重新認識和定位。王華教授分別從財務會計準則的發展以及會計準則制定者的角色兩個角度來分析其對財務會計功能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對財務會計功能進行了重新定位。王教授認為，從美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盡管美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之間存在一定的爭議，但兩者均以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和解除受托方的受托責任為主要職能。但同時也指出，會計準則作為國家層面制度性的因素，必定要適應該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環境，維護國家利益。如果會計準則無法體現其統治階級的利益要求，則形式上協調一致的準則將無法得到有效的執行。而從準則制定者的角色上看，盡管理論上由獨立的民間社會機構主導的準則制定模式要優于政府主導模式和民間職業團體模式，但政府在會計信息監管中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而且獨立的民間機構也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超然存在。因此，會計準則不可能完全拋開政治因素，其必須在各利益方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進而，王教授認為向投資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是對外報告財務會計的本質功能。同時，我們也必須與時俱進的認識后金融危機時代財務的功能。在后危機時代，會計準則不能一味地按照外在的、各利益團體難以協調一致的要求頻繁更替而喪失可信力，財務會計的功能應向其本質理性回歸，并立足這一本質，適時地根據經濟變化修訂或者補充準則的內容，積極提高經濟敏感性和對危機發現的能力。
英國卡迪夫大學的EZZAMEL教授報告的題目為《REFLECTIONS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旨在對轉軌經濟體中管理會計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報告首先以中國為例分析了轉軌經濟體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特殊性。隨后，報告以跨國企業中管理會計思想的應用為例，介紹了相同的管理會計思想在不同的地區遭遇到接納程度不同、只接受不采納或是完全不被接受三種情況。針對這種現象，EZZAMEL教授認為，管理會計的思想是通用的，而它的傳播又往往從地區推廣到世界，然后又從世界走進地區，這個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帶來了管理會計思想的融匯和摒棄、接受與采納以及從世界到地區的轉化和量身定制等問題。從管理會計思想本土化來說，管理會計天生就與當地情況密切相關，因此本土化就是要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對全球化管理會計兼收并蓄，但對于具體問題來說，怎樣進入轉化或者定制的過程，才能將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維度納入考慮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接受地方管理會計、承認全球管理會計，通過轉化和適應的方式憑直覺來處理全球管理會計問題是對待上述問題的正確的態度。
上海財經大學的李增泉教授做了題為《關系網絡與盈余信息含量：來自腐敗案例的證據》的報告。李教授認為，新興市場中會計信息不透明的原因不僅僅在于以往研究指出的利益沖突和尋租的掩蓋行為，更在于這些市場中盛行基于關系網絡進行的商業行為，而這些行為很難用會計系統進行計量。為了驗證這一點，報告首先假設基于關系網絡進行的商業交易會帶來計量的困難，因此導致會計的不透明性。隨后，報告使用與1996年至2006年間曝光的42起中國高層官員腐敗案有關聯的企業作為樣本，圍繞著腐敗案件帶來的政治關系的中斷，對企業盈余的信息含量做了檢驗。李教授推測，維持政治關系帶來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用會計系統進行計量，因此它削弱了會計盈余反映企業經濟表現的能力，而腐敗案件帶來的政治關系的中斷恰恰降低了這種干擾，因此提高了盈余的信息含量。隨后的實證研究發現，在貪污丑聞公開后，關系網內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與配比公司相比顯著增加。同時，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排除了這種信息含量的提高來源于公司盈余管理變化或信息披露等的可能性，從而證明了李教授的推斷。該研究對國際投資有非常重要的啟示。為了更好的掌握公司的價值和經濟表現，投資者應該根據關系資產的重要性程度，調整對財務信息的依賴，特別對那些無形的關系網絡在商業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興經濟體，因為這些市場中的財務信息可能與發達市場中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活動產生的財務信息不一致。并且由于關系網絡資產的特殊性質，沒有市場能夠精確計量這些資產的價值，這樣，任何現存的會計系統都不能有效的解決計量問題。在這樣的經濟系統中，投資者應依賴非財務信息來分析企業價值。
中國會計學會教育分會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