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8日下午， “財務會計”專題研討活動在黃海飯店2樓華東莊園廳舉行。在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孫錚教授和廈門大學杜興強教授主持下，與會代表就提交的六篇論文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首先發言的是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吳東輝副教授，吳教授做了題為《Political tie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of China: Evidence on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的報告。報告主要研究了政治關系如何影響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問題。研究指出，在國有企業中，由于高層管理者多是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員，會存在企業最大化目標與政府目標之間的沖突，政府對企業經營活動進行干預的現象嚴重，勢必會降低企業財務報告的穩健性，并且這一現象在經濟發達地區表現更為顯著。就此吳教授作了解釋，在經濟發展較發達地區，企業經營狀況較好具有豐富的經濟資源，政府更有動機干預企業來獲取資源。論文借助Basu 模型進行實證了分析，發現在國有企業中，政治關系會使企業財務報告穩健性降低，而在民營企業中不存在這種現象的結論，經濟發達地區政治干預對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影響更為顯著。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程度、企業高層管理者的背景以及地方政府發展程度是影響中國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三個主要因素。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的殷楓副教授認為，論文選題有趣，立意新穎，視角獨特，富有創造性，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首先，論文遵循由現象到理論再到現象的思路，循循善誘，邏輯性較強；其次，實證研究方法的運用較為合理，值得借鑒；再者，文章的研究結論之一“經濟發展較為發達地區政府干預降低企業財務報告質量的現象較為顯著”十分新穎，是本文的創新之處。同時，殷楓老師也提出了一些疑問：包括政府干預與政府關聯的關系，政府關聯的衡量問題以及有政治關聯的國有企業是否真的比無政治關聯的國有企業更容易貸到款等，最后，殷楓副教授指出，不同的政治關聯方式對財務報告質量的影響不同，政治關聯指標可以進一步完善和細分。
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院長盛明泉教授做了題為《公允價值計量、資產價格波動與金融穩定》的報告。他首先基于金融穩定的視角，分析會計計量方法對資產價格波動的作用機理，尤其是會計計量所導致的資產價格的額外波動；其次，構建了會計計量方法影響資產價格波動的分析框架，著重論述了金融機構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和公允價值計量不同的權衡機制；最后，盛教授認為相關政策制定機構之間的溝通、會計計量方法選擇與金融發展的適應性以及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配套政策是會計計量和金融穩定協調發展路徑的主要內容。湖南商學院會計學院院長朱開悉教授在點評時認為，盛教授的研究方法具有啟發性，從金融穩定的視角分析會計計量方法對資產價格波動的作用機理，提出了會計計量方法選擇以及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配套政策，構建了會計計量方法影響資產價格波動的分析框架，具有較大的創新性，并指出在公允價值的適用性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爭議，值得進一步商榷。
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的殷楓副教授做了《政治關聯影響信息披露質量嗎？——基于深市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的報告。該報告以我國2004-2005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非金融類民營企業為樣本，以這些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是否是現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員、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來判斷企業是否具有政治關聯，主要分析了政治關聯是否會影響公司信息披露質量以及在不同的治理環境下這種影響是否仍然顯著。研究結論表明，政治關聯企業比無政治關聯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低；在金融發展水平高、法制健全的地區，政治關聯對信息披露質量的替代效應顯著降低。重慶大學辛清泉副教授指出，文章討論的兩個相關問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不僅豐富了日益增長的政治關聯與公司行為領域的文獻，而且為政治關聯與制度環境的交互效應提供了補充證據。辛教授還提出了一些文章值得商榷的問題，比如在理論方面，可能首先需要在討論中國制度環境下提供信息披露對上市公司的成本和效益的前提下，再分析政治關聯對信息披露成本和效益的影響；在實證設計方面，關于深交所信息披露類別，可以做一些更詳細的背景介紹；信息披露的四個類別可以做更詳細的描述性統計；在多元回歸表格中，可以報告一些模型參數指標，以使論文更加完善。
上海財經大學葉建芳副教授做了題為《企業生命周期、債權治理和資產減值》的報告。報告基于企業生命周期這一視角，采用了Dickinson（2007）提出的基于整個現金流組合信息構建企業生命周期的代理變量，在控制了企業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響之后，研究企業生命周期、債權治理與資產減值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與成熟期相比，在企業生命周期的早期，企業計提的資產減值較少，而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后期，企業計提的資產減值較多，說明企業的資產減值政策基本符合企業生命周期的規律；債權治理的作用與企業的資產減值計提正相關，并且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后期，債權治理作用會更強，體現了債權人對于企業會計政策的重要影響。中國海洋大學常璟博士認為本文研究視角新穎，富有創造性，并對生命周期的可逆性是否會對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產生影響以及生命周期的計量界定等問題提出質疑。
云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的余怒濤副教授做了題為《公司治理效率、公司治理強度和盈余質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評價》的報告，他將公司治理分解為公司治理強度和公司治理效率兩個維度，考察不同治理效率和不同治理強度情況下盈余質量的變化。研究發現，在不考慮公司治理強度的情況下，公司治理效率高的樣本組與公司治理效率低的樣本組相比具有更高的盈余質量；在控制了公司治理強度變量后，治理效率高的公司均比治理效率低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質量；在公司治理效率較高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的強度對盈余質量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在公司治理效率較低的情況下，提高公司治理的強度將有助于提升盈余質量。石河子大學的劉嫦副教授認為，論文選題獨特，對于文中區分了公司治理的效率與公司治理強度表示十分認同，建議作者可進一步進行多重共線性的檢驗，使文章更具說服力。
最后，中國人民大學周華教授在《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規則：問題與可能解》的報告中指出，銀行監管機構和會計立法機構圍繞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規則一直存有爭議，這導致實務操作陷入困惑。次貸危機之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推出的預期損失模型是否會成為解決紛爭的錦囊妙計，業界目前對此持觀望態度。通過回溯分析美國金融市場上近二十年的激烈論證不難發現，公認會計原則和銀行監管規則均存在議論偏差。因此，預期損失模型無論對于會計立法還是對于銀行監管均無大用。嚴格區分會計規則和金融監管規則并分別予以改進，是完善會計法規和改進銀行監管的治本之策。山東工商學院的梁星教授認為，周華教授的報告觀點獨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在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規則方面銀行監管機構和會計立法機構存在的爭議給實務操作帶來很大障礙，對此觀點表示非常贊同，建議周華教授進一步研究貸款“度”的問題以增強論文的應用性。
中國會計學會教育分會 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