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計學會2015年環境資源會計學術年會于2015年9月26日在吉林財經大學順利召開。中國會計學會周守華常務副秘書長、吉林財經大學張越杰副校長、吉林財政廳候克興處長、中國會計學會環境資源會計專業委員會委員以及我國環境資源會計領域的專家學者近70人參加了年會。通過大會報告、分組研討、論文交流、優秀論文評選四個環節，對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下的環境資源管理及諸多問題各抒己見、獻言獻策。圍繞政府、企業基于環境資源的價值管理，專家學者們從環境會計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環境資源管理的理論拓展、環境管理措施的有效實施等多個層面進行了緊張、有序、卓有成效的交流，形成了許多新的觀點和方法。

   一、概念之爭論：環境資產及負債

從會計思想及核心概念發展的角度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楊世忠教授所介紹，四柱平衡是指相鄰時期之間同一核算對象數量增減結存平衡，分類二分平衡是指對同一客觀對象從兩個不同角度進行分類核算并且分類核算之后的匯總數相等。作為會計（Accounting）的分支之一，環境會計（Environmental Accounting）的信息生成必然遵循上述的平衡邏輯。然而，如何在基于環境資源的價值管理中邏輯自洽地界定環境資產和負債？卻存在不同的觀點。北京大學王立彥教授通過統計與會計視角的比對指出，從國民的資產理念出發存在存在財富的統計核算問題，而從可持續發展理念出發則存在“會計-審計-問責”的問題。他認為在“UN-SEEC”之下我國國家統計局所采用的資產賬戶本質上是一張統計量變動表，未涉及負債，難以實現問責的功能；而微觀會計中的“資產-負債=凈資產”存在有時為正值、有時為負值的問題。王教授通過轉換“資產-負債=凈資產”，界定“負債=資產原值-凈資產值”，結合凈資產的歷史最高值、平均值、目標值，王教授認為該負債內涵將有助于“環境問責”的實現。中國環境規劃院蔣洪強主任則重點從國民經濟統計視角闡述了在綠色GDP2.0的編制中基于GDP1.0對于環境收益和環境成本的考慮，并認為環境資產負債表中，資產的統計應該采用“期初+本期=期末”的邏輯，而負債因與其對應未作列示。對于環境資源的管理，環境資產應該包括哪些能夠創造價值且易于控制的資源？專家們因為觀測維度的不同看法各異，蘭州商學院周一虹教授在《大氣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方法探索》中認為，可以多地點同步且有效地對大氣容量、污染物濃度進行觀測，因而可以對大氣資源資產進行核算，并依據凈值實施領導干部離任時的問責；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袁廣達教授采用二個會計基本恒等式論述了企業“獨立式環境會計報告”的各個要素的具體內容，并認為資源資產應該分為自然資源資產和生態資源資產。以上概念之爭源于不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中對“環境資源”的觀察、觀測范圍的不同，這種差異不僅引起上述概念及核算邏輯的多樣化選擇，而且會進一步引起研究者對價值管理的反思，使得解釋經濟資源的傳統理論呈現出新的進展。

   二、理論之拓展：論證經濟及制度

會計理論解釋或預測的內容主要涉及會計核算的對象及其行為方式。經濟社會發展中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決定了會計及相關經濟管理理論探析對象的多樣性。實踐中，會計主體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事業單位、亦可以是政府、等等，加之不同主體所具有的差異化價值判斷，便形成了不同主體對利潤目標、社會責任目標、可持續發展目標等的傾向性選擇。然而，由于各類主體行為的路徑依賴和受政治文化背景約束等原因，逐一探索、建構各個經濟社會主體的價值訴求和行為方式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工程。楊世忠教授遵循“問題導向”原則，指出在“以資為本”向“以民為本”的轉向中環境會計核算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會計主體問題。因為“現代公司制企業是以資為本、追逐資本增值的經濟組織，其制度設計的先天基因決定了其不可能從全體人民的厲害關系出發來統籌考慮環境責任的承擔問題”，楊教授認為環境會計的主體尤其是宏觀環境會計主體只能由人民政府來擔當，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寬口徑的環境成本核算。王立彥和周一虹正是從政府這一會計主體出發，分別詳盡闡述了縣級、市級干部離任審計時必須分類核準其應被問責的自然資源資產、大氣資源資產，不過分類核算領導負責的環境資源時，王教授強調了“實物量優先”原則，而周教授則指出了“價值量”的重要性。南京理工大學的徐光華和沈戈從“公司文化導向與融合”的視角研究發現，企業慈善捐贈與避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其中政治關系的提升會使得企業的文化存在“社會責任感導向”現象。顯然，作為會計主體的企業，其環境及社會責任行為受到了所處政治環境的影響。天津理工大學李虹教授則關注了外部制度、內部制度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共同作用，針對2009-2014年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受制度環境影響的內部控制顯著影響著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同時，西南財經大學的吉利教授和蘇朦的研究發現企業實施外部成本內在化的動機在于“合規性的目的而非經濟利益的驅動”，即企業所屬省域的監管力度影響著企業的環境保護投資。圍繞《把中國特色環境會計研究落到實處》這一主題，年會上張以寬、方宇教授進一步認為應以“天人合一整體觀”為指導，在文化制度背景下結合“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對經濟活動中各類主體的“利益”、“責任”給予定位、疏導，以實現環境會計在經濟、社會、政治治理中的有效性。與上述研究不同，年會上中南大學的肖序教授在前期“生命周期視角”、“作業單元分析”、“物質流量核算”的綜合研究之上進步考察了“產業簇群”中“實物與價值”的流轉及相應的控制問題，這一研究也使得單一會計主體的環境責任履行更加具有“開放性”，同時“落地”地解決了個體企業環境責任的可控性問題。與該研究相似的邏輯出現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李博博士的研究中，他們初步嘗試將“京津冀碳排放問題”放在省域合作框架下，通過會計治理給予針對性的解決。此外，廈門大學吳紅軍副教授通過分析性研究發現企業主體間的成本差異、政府目標設定的變動性將會均衡決定碳排放的市場價格，而且差異越大、波動越強市場價格越高。

三、方法之應用：業績披露及評價

在環境管理基本概念界定、相關經濟社會理論分析之后，如何全面、具體而有效地識別、評判各個會計主體的環境管理舉措及業績是環境管理控制的關鍵性任務。東北財經大學的張先治教授和李靜波的研究指出，在考慮到所有的約束條件時個體理性與社會理性具有統一性，基于環境會計的管理控制活動可以構成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微觀基礎，因此為了可持續發展基于環境會計的多維度管理控制系統建設將是企業提高環境資源利用效率的現實選擇。然而，多維度環境管理控制的開展需要系統的環境業績評價、而系統的環境業績評價則需要全面而具體的環境業績披露做保證，年會上專家學者們就上述問題給予了多視角的解答。在環境資源管理的業績披露方面，華北電力大學的張妍副教授全面分了我國企業碳信息披露狀況，分行業的初步統計發現重污染行業對于“碳信息披露項目”的回應率較低、部分重污染企業的收益披露已經呈現“貨幣形式”等，研究對于進一步考察企業碳信息披露的動因、方式、后果等具有基礎性的借鑒作用。針對環境業績評價問題，南京理工大學溫素彬教授研究認為，可以借鑒三棱鏡評價體系，從戰略、流程、能力三個方面構建“變權”的“環境績效綜合評價模型”。而西南科技大學蔣葵教授則借鑒“三E”審計的理念嘗試構建了環境指標與財務指標相結合的“環境績效審計評價體系”。浙江工商大學財務與會計學院馬文超博士后通過對“寶鋼”和“鞍鋼”的案例分析，認為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環境管理和自愿性環境披露是對環境管理政策和省域環境競爭水平的反應，同時企業在決策中也遵循了邊際成本分析。吉林財經大學的王艷龍副教授在“企業環境成本管理”框架下，對企業生態效率評價進行了初步思考，吉林財經大學的劉靜教授則圍繞“碳審計發展的‘惡性循環’”論證了“法規—實務—關注—人才”閉環傳導下碳減排管理中評價重心。重慶理工大學的王海兵教授進一步探討了社會責任與內部控制結合下審計評價問題。此外，武漢紡織大學的胥朝陽教授在《印染業環境成本控制研究》中結合印染業特定的生產環節、工藝流程提出了環境成本控制的分類和措施，研究使得印染業企業環境資源管理的業績評價更加具有針對性。

綜上所述，本次學術年會對環境資源管理中的基本概念、邏輯框架、具體舉措均進行了開拓性的研討，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年會的圓滿召開不僅實現了環境會計知識的交流與創新，而且為我國進入新常態后的環境管理實踐提供了關鍵性的政策與技術支持。國家和企業層面資產負債表的編制、環境業績信息的透明度提升和有效利用，企業在基于環境資源的價值管理中結合中國制度背景實施更加“落地”的轉型和發展，相關工作將是新常態下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會計理論與實踐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正如周守華教授所指出，“會計功能正在從財富計量、價值創造、引導社會資源流動和分配的經濟發展功能，進一步演化為促進政治文明和推動生態建設的社會進步功能”。在年會和歷次環境會計年會的成果之上，如何在“五位一體”生態文明建設和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戰略部署、五大發展理念中發揮環境會計的基礎性作用？將是中國會計學會環境資源會計專業委員會、會計領域專家學者、關注環境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工作者在今后需要持續給予重點關注和解答的命題。

會議代表對盧相君教授、于曉紅教授帶領吉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師生為本次大會提供的全力支持和熱情周到服務表示感謝。

會議決定，2016年環境資源會計學術年會計劃于12月份在哈爾濱商業大學舉辦。張勁松教授代表哈爾濱商業大學會計學院向全國環境資源會計理論和實務工作者發出了熱情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