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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管理學家、教育家，新中國會計理論、會計準則和會計教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葛家澍先生，于2013年11月25日3時40分安詳辭世，享年93歲。
葛家澍教授1921年3月出生于江蘇興化，1945年畢業于廈門大學會計學系，獲商學學士學位，畢業后留校任教。1982年廈門大學成立經濟學院，他出任首任院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經濟學）第一、第二屆成員（1982—1990年），是新中國首批碩士生、博士生導師。
葛家澍教授一生歷經磨難。青少年求學期間，學習用功，但由于戰爭、生活所迫，面臨無書可讀之境。葛家澍教授求學之心強烈，歷經顛沛流離、甚至冒生命之險的求學之路后，最終進入廈門大學會計系繼續學業。在艱苦的求學過程中，心無旁騖，遍覽學校圖書館所有專業書籍和會計雜志，積累了深厚的專業基礎。
葛家澍教授是一名執著求真、勇于創新、獨樹一幟的著名學者。他一生潛心學術研究，刻苦鉆研、獨立思考，追求真理。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成名之后，他也從不停止研究新問題、提出新見解，真正做到自我超越。
上個世紀50年代，在老校長王亞南的鼓勵下，葛家澍教授和年輕同事組成研究小組，經常在一起探討、切磋學術問題，潛心科研，并逐漸在國內學術界產生影響，1956年起發表多篇學術論文，逐漸形成了會計對象是“資金運動”的觀點，這成為當時新中國會計領域擺脫前蘇聯影響、形成中國會計理論的標志，葛家澍教授也因此被著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顧準先生贊為“資金運動學派”的創始人。
文化革命帶給中國人深重的災難與負擔，包括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簽把社會科學變成語錄與口號。文革后，百業待興，但長期極左思想給學術研究造成的思想藩籬，嚴重阻礙社會活動的正常進行，包括學術界的正常科研究。在這一背景下，葛家澍教授于1978年4月廈門大學校慶的科學討論會上，報告了“必須提借貸記賬法恢復名譽——評所謂‘資本主義的記賬方法’”一文，用翔實的學術資料、縝密的邏輯分析與討論，層層遞進，得出記賬方法沒有階級性、否定借貸記賬法就是割裂會計發展的歷史。這篇論文之后在廈門大學主辦的《中國經濟問題》刊物上發表，在學術界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為我國會計實務全面恢復借貸記賬法，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被譽為“打響會計界撥亂反正的第一炮”；同樣的，葛家澍教授1981年的論文“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進一步提出，科學發展的特點之一就是繼承性，會計學是沒有國界的，“公認會計原則”等西方會計理論，同樣可以為我所用。這篇論文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從標簽化轉向科學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可磨滅。
葛家澍教授一直到93歲高齡，仍然筆耕不綴。自80年代起，先后在財務會計概念結構、公認會計原則及其演變、物價變動會計與公允價值會計、金融工具會計等話題上，孜孜以求，追蹤國際前沿，立足中國現實，通過大量的論文來闡述他自己的觀點，在很長時期里引領會計研究的方向。
在“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一文中，葛家澍教授就提出，美國的“公認會計原則”同樣可以為我所用；之后，他撰寫了一系列關于會計原則的演變、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等論文。這些文章，推動了我國會計界科學、嚴肅地研究會計原則的進程；他作為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原則和會計理論專業委員會主要召集人之一、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等，參與并推動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工作。
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應邀擔任高等院校第一批文科通編教材《會計學基礎》主編起，葛家澍教授先后編寫了近20部教材，其中有兩部會計學入門教材發行量都超過一百萬冊。這些教材為新中國會計的普及與推廣，居功至偉。
作為新中國會計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和拓荒者，葛家澍教授創造了多項第一，包括60年代招收全國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培養了新中國第一個經濟學（會計學）博士、第一個審計學博士、第一個經濟學（會計學）女博士、第一個來自臺灣的博士生、指導了第一個會計學博士后等。在他的領導下，廈門大學會計學科在多次全國重點學科評估中，名列所有經濟學科第一，為我國高素質會計人才培養，做出重大貢獻。
葛家澍教授多次獲得國家級、國家社科基金和國家教委的獎勵，包括：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89）；國家教委授予優秀教學成果獎（1989）；國務院第一批特殊津貼的專家之一；廈門大學首屆南強獎特等獎（1985）；廈門大學首屆南強杰出貢獻獎（2013）等。《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將他的名字收錄作為辭條（這是該辭典收錄的唯一一位會計學家）。
葛家澍教授不僅在治學上是楷模，而且在為人處世上也堪稱典范。平時非常關心學生的個人生活；教育學生不僅傳授以知識，更注重對學生治學作風、為人品德的培養；鼓勵學生能夠擁有自己的業余愛好，全面拓展個人潛能與綜合素質，真正成為一名各方面素質健全、人格完善的合格人才。所有經常接觸葛家澍教授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為他包容的心境而折服，也深刻體會到長者禪意般的為人境界。葛家澍教授嚴謹治學的態度、勇于創新的學術思想、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風、誨人不倦的高尚情操、寬厚慈愛的長者風范為我們年輕一代樹立了人生的典范，堪稱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是廈門大學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改變新中國會計發展進程的人
——葛家澍會計思想綜述
葛粉飄香[1]
以1949年之后的會計研究為起點，葛家澍教授到目前為止發表的論文超過200篇，出版教材近20部，其中，發行量超過百萬冊的教材三部（主編兩部，合作編寫一部）；葛老師還出版各類專著十余部。葛老師的研究成果，與新中國會計事業發展同步，對新中國會計理論和實務影響深遠，比如，葛老師教材通過他的教材，影響到數代會計人；葛老師作為中國會計教育的直接推動者和先行者，對中國會計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的貢獻巨大。下面的介紹，只是集中在葛老師的會計研究和會計思想，將分別四個不同階段，對中國會計理論和實務的影響。
一、以資金運動論為核心的會計對象理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 ，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革 。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 ，決定了我國的經濟管理只能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 ，借鑒原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 。作為既服務于微觀經濟管理又為宏觀經濟管理提供信息的會計，其管理體制、技術方法以及相應的會計教材 ，也只能學習“蘇聯經驗”。相應地，當時的理論討論以蘇聯專家馬卡洛夫的“會計具有階級性”的看法作為結論而“一錘定音”，從而也完成了會計制度和會計教材改革前的輿論準備 ，在之后一段時期里，中國的大學逐漸放棄了1949年之前的、來自于美國的會計教科書，轉而采用前蘇聯的教科書，以及相應對會計的各種認識；同樣，實務中也全面搬用前蘇聯的會計制度。
在這一大背景下，葛家澍教授于1954在《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了題為“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經濟活動分析的對象、任務和方法”的文章，提出與蘇聯專家不同的看法；1956年發表的“試論會計核算這門科學的對象和方法”，明確提出社會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量的方面是會計對象，并嘗試以此來構建相應的會計方法；在經過一段時期爭論之后，1961年，葛家澍教授在《廈門大學學報》上發表的“關于會計對象的再認識”，首次明確提出會計對象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的資金運動”，從而標志著系統、嚴密的“資金運動”理論的初步形成，并成為會計理論界關于會計對象的主流觀點。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顧準贊之為 “資金運動學派”。葛老師也因為這一理論及隨后關于經濟核算與經濟效果的研究成果，被經濟理論界所認同。
在資金運動理論提出之前，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使得我國的會計制度以及相應的會計理論都全面照搬蘇聯的做法，無論是當時的會計制度，還是相應教科書的編寫等，缺乏有效的理論基礎，制度散亂、冗長，教科書也是一種對制度的介紹與陳述。“資金運動論”的提出，可以說是當時中國會計理論研究中首先產生的、不同于蘇聯專家的學術思想，它成為之后數十年間中國會計教科書的主流觀點，也為之后中國會計制度的修訂，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支撐。在此之后的會計制度修訂，也大大精煉了之前冗長、零亂的制度與科目，形成了真正與當時中國實踐相一致的會計制度。從對會計對象問題的認識起 ，中國會計界開始探索現實的 、與 中國經濟環境相符的會計理論。可以說，“資金運動論”是中國特色會計理論的濫觴。
將會計對象表述為“資金運動”，并進一步具體化為靜態和動態 ，為我國 長期所奉行的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會計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 ，較好地解釋了“專款專用”財務體制下會計問題的處理 ；以資金運動論的靜態和動態表現形式為基礎 ，可以較好地解釋會計上的資金平衡表 、利潤表 、成本表及相互間的聯系 ，從而 為會計教材的編寫 ，提供了較好的基礎理論 。
在今天、充分享受學術自由的年輕學子看來，這最多只是葛家澍教授個人學術的一次“閃光點”，并沒有什么特別值得關注之處。況且，這一思想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重要性已經降低了。但是，如果將時光回溯到上個世紀5、60年代，“因言獲罪”，是高懸在學者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敢于提出不同于當時權威的前蘇聯專家的觀點，不僅需要學術智慧，還需要相應的學術勇氣。包括當時葛老師主編的教育部統編教材《會計基礎知識》以及與楊紀琬、婁爾行、趙玉珉、吳誠之等合作編寫的教材《會計原理》（他們當時住在財政部招待所，被戲稱為“翰林院編修”），在包括會計對象、會計屬性的處理上，通過采用插入小字的方式，介紹葛家澍教授的觀點。葛家澍教授一度在廈門大學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反對階級斗爭”，與此不無關聯；也正因為此，葛家澍教授才有機會被顧準贊為“資金運動學派”。
二、會計屬性的討論：從記賬方法到會計準則
1951年，《新會計》雜志掀起一場關于會計理論基礎的討論，之后，在前蘇聯專家的強勢介入下，會計的階級屬性成為當時學術界主導性觀點。在當時《會計原理》教材編寫過程中，受之前于光遠主持召開座談會的影響，在葛家澍教授的提議和堅持下，《會計原理》一書對會計階級性的討論，用小字加方框形式，添加關于技術性和社會性的觀點。這一嘗試，在當時同類教科書中鮮見同躋。當然，在文化革命之后，包括記帳方法、會計理論等在內，都被貶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的，即便是世界范圍內通行的借貸記賬法，也受到批評與否定，認為其過于抽象、繁雜，人們甚至一度否定了借貸記帳法，推出包括增減記帳法在內的多個所謂“自己的方法”。
1976年之后，社會從政治斗爭中解放出來，開始關注經濟建設，會計的作用日益凸顯。當時的教材對會計方法的介紹，主要以所謂“社會主義的”記帳方法（增加記帳法、收付記帳法等）為主，會計學科處于停滯與倒退的局面 。換言之，盡管動亂結束為會計理論發展帶來新局面，但會計界對不少重要的理論問題，視為“禁區”，如記帳方法中的借貸記帳法 、西方財務會計理論 (包括會計準則和其他會計理論能否為我所用) 等等 。正是在這一特定環境下，葛家澍教授于1978年4月份在廈門大學校慶的科學討論會上，報告了 “必須替借貸記賬法恢復名譽——評所謂‘資本主義的記帳方法’”一文，通過追溯記帳方法產生的歷史、傳播路徑，以及記帳符號、復式簿記原理的討論與分析，提出“記帳方法沒有階級性”、“強加在借貸記賬法身上的種種罪名不能成立”；否定借貸記帳法，實際上是割裂了會計發展的歷史，拒絕學習和吸取外國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東西；不糾正這種錯誤，對于努力提高我國會計工作水平……妨礙很大。該文后刊登于當年的《中國經濟問題》上。
“名譽”一文的發表，在當時會計學術界，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被譽為打響會計界撥亂反正的“第一炮”（原上海財經學院副院長郭森麒語）。從時間順序來看，早于1978年5月11號《光明日報》刊發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之后的記帳方法討論，逐漸趨于平息，學術界普遍認定會計記帳方法沒有階級性。也正是這種討論與思想解放，直接推動了1980年的“國營工業企業會計制度”廢止增減記帳法，全面恢復采用借貸記帳法。
如果說，記帳方法的階級性討論，因為其技術性特征明顯，比較容易達成一致，那么，包括會計準則在內的會計理論是否有階級性，是否存在屬于“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會計理論（準則），“社會主義的”會計理論是否顯著地不同于“資本主義的”，這在當時又是另外一個“禁區”，甚至可以說是更深層的、難以逾越的“禁區”。經過近30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意識形態控制，當時思想界對可能與資本主義沾邊的任何內容，都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至于當時討論會計原則的論文，將社會主義、階級性、群眾路線等作為會計原則的一部分，強調階級性是社會主義會計的三大原則之一，并進一步將階級性細分為政策性、群眾性等。也就是說，經過借貸記帳法屬性的討論，會計圈已經對記帳方法沒有階級性達成共識，但往前一步：會計理論、會計原則等是否有所謂的社會主義特征，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種思想解放，股份制、上市公司很長時間里都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會計界如何討論并制訂相應的會計原（準）則？
1981年4月，廈門大學60周年校慶科學討論會上，葛家澍教授報告了“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一文，之后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上。這篇文章開篇就提出，“科學發展的特點之一就是繼承性”，認為區分“社會主義會計”與“資本主義會計”，實際上否定了會計學科的繼承性；“公認會計原則”是對財務會計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在經過嚴密的討論之后，葛家澍教授提出會計是“沒有國界的”。在該文的直接推動和大量學者的努力下，逐漸地，會計原則的研究趨于學術化，那些所謂階級性、群眾性等的標簽，也逐漸退出學術討論。
上述兩篇論文對1978年之后中國會計理論和實務的影響，已經超出了正常學術論文評價的范疇。按照標準的學術論文評價，引用率等會成為主要標準，鑒于中國相當長時期里文獻的引證不規范，我們很難全面觀察到“必須替借貸記賬法恢復名譽”和“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的引用情況，但是，它對會計理論和實務的影響，至少包括兩個方面：
——為之后全面深化會計改革、制定并執行會計準則，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很顯然，如果沒有會計理論繼承性、會計無國界、會計原則沒有所謂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就很難想像會有后來包括引入會計準則在內的多層次會計改革。盡管這一系列會計改革，并不能歸之為一篇或兩篇論文、一個或兩個人的貢獻，但是，可以相信，如果沒有葛家澍教授這兩篇論文的推動，至少在會計領域，這一進程到來的速度會放慢。在一定意義上，這是改變我國會計發展進程的兩篇文獻。
——有力地推動中國會計學術研究逐步且迅速地從政治化、標簽化，轉向學術化、科學化。由于中國長時期的政治高壓與思想控制，上個時期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很多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不僅方法、范式上不同于西方，且主要研究導向也要強調諸如階級性、政治性、群眾性等等。如果遵從這種邏輯與范式，中國會計研究的非科學化特征，還要延續更長一段時間。但我們看到的是，盡管“繼承性”一文發表之后，還陸續有一些論文提到階級性等特征，但這種非科學化層面的因素逐步讓位給理性、科學的學術研究。
會計理論無階級性的討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80年代初關于會計定義的討論。當會計被定義為一個“經濟信息系統”，它的潛在理論依據，同樣還是會計無階級性、無國界。也只有如此，作為“舶來品”的“經濟信息系統”，才能同樣可以定義中國的會計。
三、會計準則與會計概念結構的研究
在解決了記帳方法、會計理論的階級性爭論之后，會計界的核心研究話題就是會計準則，以及支撐會計準則研究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葛家澍教授上個世紀8、9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對這一領域同樣起到引導與推動作用。
早在“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一文中，葛家澍教授就用相當長的篇幅，討論“公認會計原則”的產生與股份公司這一復雜的經濟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因為會計選擇余地的存在，主觀隨意性會損害會計信息質量，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會出現“厚此薄彼”的矛盾，因此，一套得到公認的會計政策選擇標準，就有必要。葛家澍教授還針對幾條最基本的會計原則，逐條分析它們對社會主義中國的適應性，提出中國同樣要繼承“公認會計原則”的內容。
由于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執行統一會計制度。經過30年的實踐，到20世紀80年代初，學術界和實務界對會計準則都很陌生，也不認為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話題，至少，它距離當時中國的實踐應該很遠。因此，當葛家澍教授致力于研究會計準則與公認會計原則，并發表了一系列與會計準則相關的論文，如關于通貨膨脹會計、穩健原則、國際會計與國際會計準則等。中國會計學會會計準則與會計理論研究組1989年1月所召開的會計準則專題討論會，在婁爾行教授、閻達五教授和葛家澍教授等的共同推動下，會計準則不僅成為中國會計理論界一個主要研究話題，它還直接推動了財政部成立專門工作組，研究并最終于1992年發布“企業會計準則”和“企業財務通則”，由此開啟了中國會計準則制訂與應用的實踐。
與會計準則研究相關聯的話題就是財務會計概念結構。葛家澍教授和婁爾行教授、常勛教授等在我國率先展開對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研究。葛教授發表系列論文和專著，討論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產生的歷史背景、主要內容等，如，1984年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上的“美國財務會計理論發展的新階段——評介《財務會計概念公告》1-3號”。1987年發表在《財會通訊》第10~12期上、題為“八十年代美國的財務會計”，是他給當時研究生講授會計理論專題講稿的一部分，主要討論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制訂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產生的原因、主要內容、對會計準則制訂的影響，以及未來會計可能出現的動向。從學生的角度來看，我們對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了解、興趣和研究，除了當時包括婁爾行教授、常勛教授等對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原文翻譯外，就是這種介紹、評論、分析與討論性論文。
葛家澍教授還長期跟蹤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研究。《上海會計》1993年分兩期刊發了葛家澍教授另一份研究生會計理論專題講稿“九十年代企業財務報告的發展趨勢”，評價了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最新進展及其對企業財務報告的可能影響；1997年在《會計研究》上發表的“基本會計準則與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對中國會計準則中的基本準則如何充分借鑒、吸收美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問題，給出分析與討論。在葛家澍教授和同行的推動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成為中國會計界所普遍關注、熟悉的研究話題。
葛家澍教授一直持續關注會計準則與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研究，包括之后諸如高質量會計準則、綜合業績報告等等。這一系列的研究，還豐富了當時起步不久的會計研究生教育、會計教材的編寫。
四、公允價值：一個持續數十年的研究話題
葛家澍教授對公允價值的研究，開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在1981年，他就帶領學生展開這一領域的研究，公開發表了多篇關于物價變動會計的研究論文，如“通貨膨脹與公認會計原則”（《中國經濟問題》，1982年）、“西方財務會計的一個新領域——通貨膨脹會計”（《財會通訊》，1984年3~5期）、“涉外會計制度與穩健原則”（《會計研究》，1989）等；同時，還出版社多本相關著作，如《通貨膨脹會計》（1985）、《物價變動會計》（1991，與曲曉輝教授合作）等。正是在這些長期研究積累的基礎上，葛家澍教授從90年代起，就持續關注公允價值的爭論，并引領國內學術界關于公允價值的研究，使之成為一個在規范與市政兩個層面得到相對較廣泛的研究話題。
促使葛家澍教授關注公允價值問題的討論，除了上述物價變動與相應的會計問題外，衍生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創新）也是影響因素之一。1995年發表在《會計研究》上的論文“略論金融工具創新及其對財務會計的影響”，從創新金融工具及其特性討論介入，提出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計量與公允價值問題。之后，在“衍生金融工具、自創商譽和不確定性”一文（《會計研究》，1996）中，針對這三個財務會計中何時確認、如何計量的難題，提出公允價值計量的討論。之后的系列，通過不同的側面與角度，展開對公允價值的研究，包括跟蹤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和國際會計準則關于公允價值等的變化，通過他的理論功底，消化、吸收，并給出相應的評價和討論，提出公允價值在會計確認與計量理論框架中的作用，以及實務中對公允價值的采用對策等。特別是2000年之后在《會計研究》上發表的多篇關于公允價值討論的論文，有多篇引用超過200篇次（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這可以直接看到他對我國研究公允價值的推動作用。
按照葛家澍教授在“論會計理論的繼承性”開篇的話，會計理論是繼承性的。一個今天看來簡單、直白的觀點，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由包括葛家澍教授在內的一批學者，通過大量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敢為天下先的學術勇氣等逐步確立的。飲水思源，我們今天在充分享受科學研究自由的時候，需要向包括葛家澍教授在內的一批學術前輩致敬！
